1986年8月，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胡建雄[1]同志找到我家，说有急事找我。我那时正好出差在外，没有见到胡校长。我回来以后，就联系胡校长，问他有什么事。胡校长说：“你回来事情就好办了。”

见到胡校长后，他说，最近校领导的日子不好过。因为学校有不少教职工的子女高考落榜，这些教职工找学校领导反映，他们说：“学校不是要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吗，十七八岁的孩子没有书读，待在家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后顾之忧。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分数线不到，哪怕只差一分，也不能到浙江大学念书，但他们浙江电大有办法，因为他们有‘自学视听生’项目，宽进严出，能否领导出面请浙江电大在浙江大学办两个‘注册视听生’班，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听了胡校长的话以后，我深表同情，因为我也是从浙江大学调出来到浙江电大工作的。但是，要在浙江大学办班，需要增加新的教学点，这必须由省教委批准。所以，我就跟胡校长说：“请浙江大学提交申请报告交省教委审批。”随后，浙江大学马上向省教委打报告。省教委批示：增加的教学点仅限在浙江大学校内招生，并且要对学生组织入学考试，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这可以解决一半大学落榜生的继续教育问题。

这个消息一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也来找我了。他们说：“你老陈不能偏心，你是浙江大学调出来的就帮他们的忙，我们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同样也有这个问题，落榜生的家长也在闹；浙江大学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我们杭州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的后顾之忧也需要解决。”我就跟这两所学校的领导说，可以采取与浙江大学相同的办法，向省教委申请。只要教委点头，我们就照办。这样，杭州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的问题也解决了。

那一年招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个周日上午9点，浙江医科大学的校长郑树[2]教授，在省教委副主任谭祖根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里。我说：“郑校长您这个时候到我家里来有什么事情啊。”郑校长说：“老陈啊，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昨天晚上有20多个高考落榜生的家长找到我们校办，要见我这个校长。这些家长说我不关心教职工，别的学校都解决了教职工子女的上学这个后顾之忧，就我们学校没给解决；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无论如何请浙江电大帮帮忙，既然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都解决了，我们浙江医科大学的问题也一并帮忙解决了吧。”

我说：“郑校长，按照省教委的指示精神，后天就要进行入学考试了。只有明天一天时间处理这个问题，时间比较紧。”

郑校长说：“没关系，我们的副校长现在都在办公室等着，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我说：“那好，你们抓紧时间，马上起草给省教委的请示报告，下午4点以前把报告送到省教委谭主任家里，请谭主任批示。明天上午8点到省教委盖章，上午9点把报告和批示的复印件送到省电大，下午2点把浙江医科大学考生的报名表送到省电大教务处，我们好准备试卷。”

郑校长说：“好！我马上回去与几个副校长抓紧办理。”

这样一来，4所在杭州的重点高校“注册视听生”教学点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时，通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浙江大学教学点招了3个班，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教学点各1个班，共6个班。这种“自学视听生”教学点先后办了4年，就是1986、1987、1988和1989年，一共招收了1000多人。

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电大毕业以后便出国深造了。当时，4所大学的一些教师，拿着孩子的电大毕业文凭到我这里来要我们出证明，然后到去省公证处公证。我问为什么要对电大学历文凭进行公证？他们说，孩子在国外读书，要争取原来在电大所学的课程免修，一定要省电大出证明，要省公证处公证才能算数，电大的毕业文凭全世界通用。我又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大是全国通考；二是电大的主讲教师都是全国一流的教授，教学质量能够保证。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心里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通过“自学视听生”办学，解决了在杭4所普通高校的部分实际困难。实际上，1986年以后，“自学视听生”的办学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浙江电大经过努力，保留了几年。但是，到1990年，由于各方面压力太大，浙江电大的“自学视听生”也停办了。

注释：

[1] 胡建雄(1937.9--2022.5.11) ，男，江苏宜兴人。1960年于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1984年任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曾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协特约理事、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等职。

[2] 郑树，女，安徽省广德县人，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曾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现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被采访人简介：

陈金琪（1938.2--），男，浙江青田人，1965年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浙江大学团委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等职。1982年11月起任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1992年5月至1999年3月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