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6月6日，在建校40周年之际，国家开放大学采访了著名英语教育专家陈琳教授。陈琳教授曾于1978—1984年担任广播电视英语讲座主讲教师，主编了教材《英语》《电大英语》，为电大早期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访谈中，陈琳教授介绍了自身的教学经历与事业感悟，讲述了与国家开放大学的故事。在陈琳教授百岁之际，国开师生向陈琳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采访人：陈老师好。

陈琳：你好。

采访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国家开放大学办学四十周年，我们知道您和国家开放大学很有渊源，能谈一谈您眼中的电大吗？

陈琳：我也非常高兴来谈一谈，确实如你所说，我跟电大有四十年的渊源了，我还记得当初，从1978年到1983年，五年的时间，我调到电大去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作大部分就都暂停了，相当于暂时的专职到电大去做教学工作了。电大今天叫开放大学，属于远程教育范畴，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土面积这么大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有助于教育普及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说实话，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它办开放大学也有四十年的历史了，他们也非常重视。

采访人：谢谢您，在您和电大合作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些非常难忘的经历或者感受比较深的一些事情，您能说一说吗？

陈琳：我刚才提到，三十多年以前，有五年的时间，我实际上是一个电大人了。所以，我对电大也有很深的感情。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1978年10月，英国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的远程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为了使新设立的电大，能有机会来吸取国外的一些经验，就派了一个四人的代表团去参加这个会，我当时就被教育部指定为团员之一了。那次会，我们中国去的代表团很受重视。到了白金汉宫，得到了当时的伊丽莎白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的接见。他是他们国家教育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表达了对中国能够办广播电视大学（相当于他们国家的开放大学）的欢迎与支持。

采访人：您和电大合作的感受，肯定和您在高校讲授不太一样，能说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琳：主要是责任重大，比如说我在学校里教书，假如有一天状态不太好，在课堂上讲得有些不完全正确的地方，那所影响的范围也就是这几十个人，而且我还有机会第二天去改正。可是在电视上，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一点点的错误都不能有的。应当那个时候的人会记得，当时去拍这个电视课程的时候，旁边都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不说监督，也是坐在那儿听，觉得有些问题的话，当时就要说这一点停，要重拍等等。所以我感觉责任之重大，那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采访人：同意，您讲得非常好，您在咱们电大当时讲授的是什么课程？

陈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电大还没有能力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普遍开花，开设各种课程，比如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的各种课程。所以，先是有三个实验课程，其中一个就是英语。另外两个是计算机和汉语，因为普及我们国家的语言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当时开的三个课程，是我们电视大学的开始。

采访人：当时社会反响怎么样？

陈琳：谈到社会反响，对我这个外语课来说，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另外还有一个课程，叫做广播电视英语教学，是在咱们电大开以前先开的，那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那时候是两种形式，一个是电视，是看；一个是广播，是听。但当时的电视还不是很普及，那时候一般的家庭假如有电视的话，也就是九寸这么一个小小的电视。那会有这个电视的都是家庭不一般的。因为电视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普及，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用广播收听这个课程。这两个是同步的，用一套教材，都由我来主讲，而且播出的时间在很重要的时间段，一天播放三次，同样的一课，早、中、晚播放三次，而且都是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就是那时候新闻联播之后，接着就是这个。这个播放时间，广播和电视都是一样的。

后来咱们电大建立起来了，接着就设立了英语课，才编了咱们自己的教材。在中央电视台那是一套，是我主编的。另外那一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这个人的名字，叫刘黛琳，后来她做了外语部的主任，也是多年的电大人。那时候我们就合作，而且不止我们两个，还有好几个人，我们一起合作，创建了电视大学的英语课程。那个时候，这个课不只是在国内如此受重视，在国际层面上也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我给你举个例子，两个小事。一个是现在也成为我们一个朋友的人，姓曹，他现在是英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学的副校长，当初他学英语的时候，就是学我这个节目，学咱们电视大学的英语课程。说这个话也有快十年了，他从国外回到北京来探亲，专门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找到了我，见到我之后，热烈地拥抱我。而且说实话，他掉了眼泪，说陈老师，没有你当时的英语节目，没有我的今天，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学英语，后来我算是把英语学好了，我现在能够在英国当一个大学的副校长了，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咱们课程播出的时候，观众是遍布全国的。就是很多的听众、观众都给我写信，提出问题，希望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一天有很多很多的信。有一次接到一封信，是美国寄来的，上面写的：中国陈琳收，我居然就收到了。这个信来自于一个老华侨，他听说了这个节目，他说，我现在虽然是在国外了，可是我的英文还是不行，我当时就来闯天下，所以现在你能不能寄给我一套你的教材，让我能够在这里把英文补上。所以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节目确实是适应了我们国家各方面人群的学习需要。

采访人：咱们电大有很多的学生，您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陈琳：你要说是特别印象的话，那我只能说都是没见过面的，那都是通过电视广播这个形式来学习的，所以不像是我在大学里教书，那是面对面，而且慢慢的也可能就成为朋友了。说到当时的一些学生，我也给你说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前面有三四个年轻人，也骑着自行车，可是他们骑成一排，而且还聊天，又骑得慢慢的，我有急事就想超过去，但超不过去。我就说，小伙子们，你们这么慢慢骑，把道都堵了。于是，他们也就稍微往两边给我让出道来。然后我经过的这个时候，忽然一个人说，这不是电视上的陈教授吗？今天我们运气真好，碰到陈教授了。

然后他们就说能不能和我说两句话，我们就停下来了。到路边，他们就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我们一天三次都看，都在学。他们是大学生，除了自己在学校学外语之外，还会把节目补上来，学外语。你想这样的学生也在学习我们的课程，也可以说明这个课程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可是你要说更多的学生，说实话，那都是没见面的学生了。

采访人：这样没见过面的学生其实挺多的，咱们现在国家开放大学学生也是很多，他们都在努力地学习，为将来事业的发展做准备，您对这些学生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指导没有？

陈琳：假如你说的是咱们国开的这些学生的话，那我应当说，除了这种远距离的形式之外，在今天，学习外语，还要加强书面的学习，阅读也少不了。虽然是用一种远距离的听说的方式来学习，可是不管什么课程，都要有更大的阅读量。尤其是语言，汉语和外语这些课程，能够阅读原著就更好了。当然也不只是限于书籍，比如说外文的报纸、杂志等等这些，因为报纸它随时提供的都是一些新的语言，语言的发展，都会反映在报纸上的。所以除了远距离的通过听和看节目之外，我们的学生还是要像更多的学生一样的，要增加阅读的这种形式，还少不了纸头的东西的阅读。

采访人：您的建议非常好，今年是咱们国家开放大学建校四十周年，那么对于未来国家开放大学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您有什么建议么？

陈琳：我想我应当这样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立了开放大学，今天的开放大学，它是远距离教育的形式，刚才我提到，这是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必不可少的，结合今天我们国家的需要，从国内的建设来说，由于它的现代化的形式，远距离、无墙的这种形式，是开放的，所以希望它能够更多地为扶贫、助残这两件大事来多做工作。

扶贫是指那个地方没有财力来办高中，办大学，把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这种课程，通过广播电视的形式来给他们提供，适应他们的要求，这样我们的开放大学，就跟别的大学不一样了，而且能够起到一个全国性的扶贫和助残的作用。所谓助残，比如他走不了路，你给他电视上、广播上播放课程，他就能够学了。这是在国内来说，能够发挥我们开放大学的这个优势，来为扶贫、助残做出贡献；国际上来说，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需要知识的，尤其是需要外语，就“一带一路”倡议来说，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涉及的语言不下六十种，希望我们的开放大学能够为“一带一路”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能为有这六十种语言学习需求的人员提供支持。    

采访人：您讲得太好了，看来您平时也是特别关心时事的。您刚才提到的“一带一路”，其实国开已经做一些工作了。据我所知，国家开放大学已经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的开放大学开展了一些国际合作，如与巴基斯坦阿拉玛·伊克巴尔开放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致力于在汉语教学、科学研究、期刊出版和学术作品交流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与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日本放送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开展中日韩三方远程教育研讨会，组织学者交流；与印度国立开放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等。相信之后，国开会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相关工作。那陈教授，咱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今年是国家开放大学办学四十周年，您能对着镜头说几句祝福的话吗？

陈琳：我们的国家开放大学过去叫广播电视大学，四十年来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普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希望我们的国家开放大学，能够为今天的各方面国策的实施，继续发挥作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

采访人：韩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