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大史上首创的三个项目》----国家开放大学40年的故事

我是黄钰仙，于1984年调到中央电大工作，于1997年退休，一共在中央电大工作了13年，一直从事电大教育管理信息方面的工作。这期间我主持过的主要工作有三项，第一项是首次全国电大毕业生追踪调查数据处理分析；第二项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编撰；第三项是中日合作对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

首次全国电大毕业生追踪调查的数据处理分析是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课题“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要教学手段的远距离教育研究”的子课题。调查主体是电大八二、八三、八五前三届32万毕业生，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一共发放了12300多套问卷调查表，每套表格有230多个数据项，回收率高达80%。这么高的回收率，这么丰富的数据，在同类研究当中是很罕见的。

由于当时国内的计算机还是286、386的水平，486的计算机还很少，也没有用于统计分析的SPSS软件。所以，这些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我们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使用了该校实验室的大型计算机，在卡尔森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语言。我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在学校学的外语是俄语。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要去学一门新的外语，还要求听、说、写、读的能力都要有，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另外，我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动力机械，对统计学是一窍不通，还需要恶补统计学。我也没用过社会调查通用统计软件包，也就是SPSS软件，都需要从头学。

回想起来，电大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单位。在我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EPT考试前，学校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我就天天翻读薄冰老师的语法书，听录音磁带，看电大郑培蒂老师的英语课，蹭电大英语教研组张慧慧老师的补习课等等。辛苦没白费，终于通过了EPT考试，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张道真老师的课堂学习了几个月，随后被派到美国作为访问学者去进修。

期间，英国开放大学的伍德利（Woodley）先生来华给我们培训了SPSS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有了这些基础，才有可能去美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为完成这项任务，张文翔、李国斌和我一起去的美国。我们分工合作，团结一致，夜以继日，集中精力，最后写出了中英文的研究报告。我们还开发了文件管理、字符处理、绘制图形的软件，编制了与SPSS的接口程序，可以直接输出中英文的表格、图形，提高了数据处理分析的速度和质量。

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的年代。电大是一所新建的学校，采用的是新型的教育方式，招生规模庞大。在那几年全国毕业的大学生当中，100个就有22个来自电大。那电大的教育质量到底如何呢？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追踪调查给出了科学的评价。

分析结果表明，电大毕业生的质量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用人单位对电大毕业生的评价为信任和比较信任，电大毕业生的工作得到了适当的安排……这些结果为教育领导部门的有关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90年，追踪调查通过了国家教委科技成果鉴定。中外专家组对该研究项目的评价是：“本次调查方法是科学的，手段是先进的，组织是成功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项工作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1990年追踪调查项目鉴定以后，从美国回校的我们还没有具体工作安排。张庆副校长当时已经认识到信息工作的重要性，那时电大自己没有数据，只能到国家教委去要，还不全面。他觉得让我们返回到原工作部门，有点可惜，就留下我们，并将我们组织在一起搞信息工作。这就是编制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的起由。

从1990年起，我主持了全国电大教育基本情况报表统计软件包的系统设计和审定。我们对全国电大统计信息人员进行了培训，推广了软件包，逐步形成了全国电大的信息网络。这是自广播电视大学建校以来，第一次进行覆盖全国，直到分校一级的基本情况统计汇总，逐年编制出版了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包括了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和所属分校的基本情况，以及各省级电大按地区、学科、专业、年制分类的学生数，非学历教育学生数，教职工政治情况、职称情况，专任教师的年龄、学历情况，固定资产及校舍情况。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成了研究广播电视远距离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书，为广播电视教育的宏观管理、教育研究、教育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客观的信息依据。

专家评定该年鉴指标体系符合规范化要求，设计的数据代码考虑了兼容性，用于计算机处理的软件包功能齐全，操作简便，还用SPSS软件包进行了统计分析，拓宽了分析的范围，深化了分析的层次。

在开展这项工作过程当中，培训了一批电大的信息人员，提高了信息队伍的素质，大大促进了电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自1990年开始每年出版一册，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的杂志上有一篇书刊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的价值已逐步被国际上认识，并引起重视。外国专家评论年鉴的数据为研究中国电大系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起点，希望年鉴得到电大系统更多的领导和教职工的重视，使其在教学管理、教材建设、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益。

第三项是中日合作对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从1993年开始到1995年结束，参加的单位有日本国立放送教育开发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要经费由日本文部省提供，协议共享数据，交换成果。这项调查为中日双方研究人员提供了技术上切磋，学术上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好机会。

这个项目是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我国教育史上首次由普通高校和广播电视大学共同参加的教育研究项目。通过对被选取的广播电视大学和对等数目的普通高校中，抽取对等数目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用相同的问卷和面试方式进行调查，弥补了20世纪80年代追踪调查没有普通高校学生对比资料的缺憾，着重了解生源状况，办学条件，求职动向，深造愿望等，以便进一步探讨广播电视教育的办学方向，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这次调查，通过各级人员的共同努力，调查问卷总回收率达到86.3%。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不能和现在相比，容量也小，计算过程当中为了避免超载，有时候不得不把数据截成几部分，一段一段地计算，然后再合并起来。有时候因为通用软件功能不能满足要求，我们不得不二次开发软件，所以当时这个工作还是很艰巨的。

1996年出版的《教育比较研究的实践与方法》一书，对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了详细的描述，为远程教育与常规教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数据。很多关于远程教育的文章引用了这些研究成果。

40年过去了，回忆起在电大工作的十几年，我比较幸运地赶上了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新学校，新的教育方式，新的起点。追踪调查是首次，全国电大的统计年鉴是首次，广播电视大学与普通高校的比较研究也是首次。没有参照，也意味着没有框框，而且因为有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实施，邀请了国外专家对人员进行了培训，让我们对国外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至于闭门造车，自吹自擂，有个比较高的起点。

作为电大人，我为电大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如今中央电大转型成国家开放大学，任重道远。祝国家开放大学，紧跟社会变革和科技创新的步伐，更上一层楼。

涉及人物和事件信息：

[1]薄冰（1921.12—2013.8），男，山西应县人。1947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外国语文系，1950年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部任教，长期从事英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英语语法手册》（主编）、《高级英语语法》（主编）、《英语语法手册》（合编）等。

[2]郑培蒂（1938--），女，湖南湘阴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1979年起担任中央电大英语课程主讲教师。

[3]张道真（1926—2009.10.27），男，出生于湖北沙市。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语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至1996年退休。长期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撰写、编著了《实用英语语法》等著作，并翻译出版了《包法利夫人》等作品。

[4]张庆（1935.9--），男，辽宁锦州人，195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3月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任总务长兼国家教委电教大楼总指挥长，1988年8月任副校长，1994年7月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

[5]《教育比较研究的实践与方法--中日合作对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作者黄钰仙，于1996年1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讲述人信息：

黄钰仙（1942.3--），女，上海市人。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1984年7月调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曾任中央电大教学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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